校服看似是一件简单的服装，实际映射着学校的美育文化、教育哲学，关系着学生的健康安全、审美自信，牵动着社会各方的关注。2015年国家原四部委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，被称为“校服新政”，推动中国校服开启了一场向善、向美的变革。
十年间，校服从单纯的规范管理对象，逐步演变为承载美育功能的教育载体，见证着中国校园审美育人的回归。十年间，校服的质量安全、审美育人、学校特色、民主决策始终是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议题，推动校服行业朝着市场化、品质化、品牌化的方向发展。
彰显校园特色，打造“行走的美育教科书”
“校服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，对培养和引导孩子的审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”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，全国人大代表、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杨朝明建议，校服应该具有与学校文化相适应的辨识度，同时融入一定的精神追求元素，成为穿在身上的“美育教科书”。
展开剩余80%这一理念正在校园中生动实践。2024年毕业季，石家庄二中“离别开出花”的合唱视频里，学生身着简洁得体的制式校服，展现出青春朝气；无锡外国语学校“中式校服美翻了”冲上热搜，盘扣、立领元素融入校服，让传统美学与校园气质相得益彰。网友的赞叹背后，是中国校园“审美育人”的悄然回归。
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、北师大教授顾明远在《学校文化是什么》中曾指出：“一条校训、一枚校徽、一支校歌、一套校服往往反映了学校的精神风气”。如北京四中、上海中学的校服，既沉淀着百年校史的厚重底蕴，又通过细节设计呼应着现代教育对个性的尊重，河南省实验中学以航空班为灵感，天空蓝与海洋青的配色传递“载志而航”的精神，领口的“飞机跑道”暗纹，将“向天空出发”的期许融入日常。南京汉开书院将繁体“开”字艺术化为园林花窗纹样，让“从大汉走来，向世界盛开”的办学理念可触可感。
正如2024年全国政协委员、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所建议，中小学应重视挖掘传承校园文化，校服设计需注重美学元素，从颜色到款式都要有充分的辨识度，与校园环境等文化元素相契合。校服，是学校文化的显性载体、“行走的美育教科书”，学生在每日穿着中理解校史，在认同中强化归属，最终让校服成为“这一个”学校的文化载体，建构“这一群”学生的独家记忆，真正发挥出其在美育、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多重教育功能。
深化家校共建，演绎“生动的民主实践课”
校服采购常因涉及面广、利益关联复杂，面临质量参差、流程不透明等挑战。业内专家指出“根源在于决策主体错位与过程不公开”。“校服新政”明确提出，学校应承担校服选用的主体责任，组织家长、学生有效参与和民主决策，为破解难题指明了方向。
两会代表委员的持续呼吁推动着这一进程。2018年，全国政协委员陈众议建言创新家校互动形式，让“家委会”融入校园事务管理。2022年，全国政协原委员、时任北京市教育系统关工委主任张雪强调，关注校服的品质和美感提升，关键在于让学生和家长充分参与进来。2024年，杨朝明再次呼吁：“校服作为一种特殊的校园文化消费产品，需要家长与学校形成合力、共同决策。一方面，各地在制定校服管理政策时需尊重学校特定气质文化需求，避免采用简单的‘一刀切’政策。另一方面，校服采购既然是老百姓掏腰包，就要让老百姓“用脚投票”，增加学校、家长甚至学生在校服采购中的参与度与话语权。”
上海的实践为此提供了生动注脚。从2013年“毒校服”事件的冲击，到近几年产品合格率、服务满意率接近100%，上海用十年家委会参与机制为校服行业提供了一份创新、亮眼的答卷。由学校承担校服选购的主体职责，组织家长、学生代表及行业专家组成采购评议小组，邀请校服企业公开展示和推介，有条件的可以组织家长、学生代表进行企业考察。综合评估企业资质实力、服务学校数量、社会舆论评价、产品功能、售后服务、校服价格，进行多方比较、投票表决、充分公示。让校服选购成为一堂生动的全过程民主课，实现学校、家长、学生多方实质满意。
严守质量底线，筑牢“学生安全防护墙”
“学生健康无小事，校服质量是底线。”这是社会各界的共识。2019年，民革中央《关于推动优质供给，杜绝劣质校服的提案》引发超3亿网民关注和讨论。《提案》建议：校服管理应重点破除限价及“地方保护”；深化质量管理，斩断“劣质校服”流入校园的通道。
全国人大代表、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宋亚平代表强调，不能让中小学周边的“假校服”游离于监管之外。鼓励社会公众积极举报制售假校服等违法违规行为，重拳出击遏止假冒伪劣校服的市场流通。
近期，江西、辽宁、黑龙江哈尔滨、广东佛山等地推行“全市统一校服”政策，在便捷管理方面进行探索，却也引发了不少家长对校服质量、安全隐患的担忧。“甲醛、重金属、pH值是否在安全范围内？色牢度、耐用性是否合格？生产企业是否具备专项资质、通过质量管理认证？是否实行‘双送检’制度？”这些来自社交媒体平台家长的质疑直指校服监管的核心，亟待教育行政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关注和答复。
超越商业边界，企业当为“育人生态共建者”
“校服企业要有担当，不能只把校服当作一门生意来做，把提升校服品质保卫孩子身心健康作为企业的使命来抓。”2017年，全国人大代表、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礼雅小学校长蒙兰凤的建言，为校服企业指明了价值方向。
校服企业的价值，远不止于布料的裁剪与缝制。若只盯着“来样加工、买卖交易”的短期利益、单一维度，便是将这一特殊载体的教育价值束之高阁。应当鼓励更多的校服企业，深度融入学校的育人生态：思考如何让校服设计融入学校的教育哲学，如何以校服为载体寻求美善教育价值。
头部企业的探索正在践行这一理念：伊顿纪德通过“新生美的第一课”“裁损耗料创意手作课”释放校服的美育价值；哈芙琳以校服文化展览馆为载体，开展环保实践与游学体验；新益校服则通过纺织品回收项目，传递校园“绿色责任”……他们静处教育的一隅，以校园服饰为触点，以“校园文化共建者”的身份定位，为学校教育生态优化建设贡献力量、创造价值。这些探索实践也证明，校服可以是文化资源、课程资源，与学校文化、校园生活产生更为生动的情感关联和意义联合。
从“统一规范”到“特色育人”，中国校服的十年变革，既是教育理念从“标准化管理”向“个性化育人”升级的生动注脚，也是社会各界协同共治、守护成长的实践缩影。未来，当每一套校服都成为承载校史记忆的“文化符号”、培育审美自信的“教育载体”，它便真正超越了服饰的物理属性，成为连接学校、家庭与社会的情感纽带，真正发挥出在审美育人、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多重教育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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